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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晓波:他发现了“看不见的手”

发布时间: 2019-06-11 06:54 发布单位: 本站 浏览量: 【公开】

  在亚当·斯密出现之前,经济学是作为一门子学科依附于哲学或伦理学的体系之内。管理学则是在1940年代之后,才由彼得·德鲁克等人将之细分为独立的学科。斯密本人就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,“看不见的手”的概念的提出,首先出现在他的另外一本重要著作《道德情操论》,而不是《国富论》,时间要再早十七年。 

  台湾学者赵冈据此论证“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,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(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)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比欧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”。

  不过,正如罗斯托在《经济增长理论史》中所断言的,“亚当·斯密并没有意识到工业革命的到来”。

  《国富论》的全名是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》,最早的中文译本是1902年严复的文言文版,名为《原富》。1930年,郭大力和王亚南以白话文再译,定名为《国富论》。 

  文/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吴晓波

  尽管亚当·斯密终其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过欧洲——他常年定居英伦半岛,曾去法国游历三年,但是,他显然是一个具有全球化视野的人,而这几乎全部来自于他的理论天赋。 

  不过,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却是建立在现代制造业和资本形态的前提下,并进行了更为结构性的定义。他认为,劳动分工源自交易的力量,所以,分工的程度决定于这种力量的大小和强弱。任何一个行业,市场规模越大,分工将越细,这叫做“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”,在经济学上,它被称为“斯密定理”。

  在学术上,斯密是一个极度自负的人。尽管他的很多观点都博采自其同时代很多高人,可是他却避免引用他们的著述,这在经济学说史上非常罕见。当然此等举动也容易引起一些争议,譬如马克思就曾在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的注释中“揭发”说,亚当·斯密的一段话“几乎逐字逐句抄自贝·曼德维尔《蜜蜂的寓言,或个人恶行,公共利益》的注释”。 

吴晓波:他发现了“看不见的手”

  《国富论》的第一章是“论分工”。亚当·斯密在全书的第一句便开宗明义地写道:“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提高,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、技巧和判断力,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。”一言以蔽之,提高财富生产效率的关键,就在于劳动分工。

  在《国富论》一书中,斯密用很大的篇幅讨论了从古罗马开始到英帝国的国家治理模式。在他看来,一个主权国家只有三个责任需要履行,“第一,保护社会免于暴乱和其他国家侵略的责任,第二,保护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免遭其他社会成员施与的不义或压迫的责任;第三,建立并维持一定量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的责任。” 

  从这些观点可以发现,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诞生,首先是现代意识诞生的过程,而不是其他。 

  他生在一个大时代的转折时刻。在1753年,也就是亚当·斯密三十岁的时候,英格兰仍然是一个谷物净出口国,其生机勃勃的商业和原始工业经济中应用的仍然是前现代的技术,而到亚当·斯密去世的1790年,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——1780年代出现了三个重大的技术创新:瓦特改良了蒸汽机、出现了生产棉织品的机器和工厂,以及科特发明了焦炭冶炼法。

吴晓波:他发现了“看不见的手”

  “骑士时代已经过去了,继之而来的是诡辩家、经济学家和计算器的时代;欧洲的辉煌永远成为历史。”这是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埃德蒙·伯克在1790年对于欧洲未来的预言,而亚当·斯密的一生正是此言的最好注脚。

吴晓波:他发现了“看不见的手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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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如同那个时代的所有著作一样,《国富论》并不是一本体系严谨的论著,它充满了经验主义的气质,很多论述明显带有启蒙意味,但它确乎覆盖了所有的经济学基础性命题。在后来的时间里,“它在为某一学派的理论提供依据的同时,又为其反对派提供了同样有力的说明”。(胡寄窗,《西方经济学说史》)

  实际上,正是这三大创新定义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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